代表工作：跟随时代的脉搏焕发新活力

人大代表，从来不仅仅是一项职务，更是一项责任。在武汉三镇，无论城市发展的重大决策，还是群众身边的小事，都凝聚了人大代表的智慧和汗水。或者是单兵作战，或者是团队活动，透过代表橱窗、代表接待日、代表之家、代表工作室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方式，共同的目标只有一个：倾听民声、收集民意、反映民愿，把群众的心声通过市、区人大常委会传递给同级党委、政府，成为沟通政府和选民的桥梁和纽带。

　　“橱窗”14年

　　从2000年开始，湖北中医学院的宣传橱窗增了一个窗口——王琨代表的公示栏。王琨曾单独或联名提出不少议案、建议，借助这个窗口，展示政府职能部门回复的办理结果或进度，已有14年的“历史”。

　　谈起设立代表橱窗的初衷，武昌区人大代表王琨坦言：“我只是想让选民看到他们的诉求有人问津。”

　　按照规定，每年，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会不定期将议案和代表建议办理的结果或进度情况书面寄送给人大代表。到年底，代表们已积攒了厚厚的一摞。

　　“不能锁进抽屉就了事，还要让选民知道！”细心的王琨发现，学院的通告栏橱窗吸引了众多教职工，便主动找院党委，希望提供一扇“代表橱窗”，向公众展示回复的内容。

　　“没想到，院党委非常支持！”王琨笑言。

　　“代表橱窗”一经问世，便吸引了教职工的关注。红头文件下方，王琨都写了一段“注释”，如“此回复很满意！”“此复函办理结果不符合选民的要求”……

　　此举赢得了选民的支持。但麻烦随之而来，有人说王琨贴政府的小字报，发泄对政府的不满。王琨非常苦恼，“我向选民如实报告情况，发表个人意见，怎么会与贴小字报联系上了呢？”

　　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得知后，主动上门，肯定了他的做法，还给他鼓劲。王琨放下了思想包袱，精神饱满地投入“代表橱窗”的策划中。

　　从此，代表橱窗成为汇报履职的“回音壁”，持续了14年！

　　这名76岁的基层人大代表用执着和坚持，最终赢得了选民的信任和政府的理解。尽管在当年是“个案”，如今，却已成为其他代表效法的标杆。

　　第26个“生日”

　　“在校内建老年公寓有没有可行性呢？”

　　5月13日上午，在华中科技大学人大代表接待室内，武汉市人大代表康玲、武昌区人大代表叶升平和钟瑛，接待了学校老年协会副会长汪稳勤，他希望区市两级人大代表联合提交关于《鼓励有条件的国有单位建老年公寓的议案》。

　　“汪会长，您的建议很好，但是如果要提议案，我们还需和其他代表做进一步调研。”叶升平代表笑着说，“不过您来的巧，今天是咱们人大代表接待日26岁‘生日’！”

　　1988年的5月13日，华中科技大学选区（原名“华中理工大学”，2004年更名）产生了第一个人大代表接待日。由于没有接待的场所，区、市、省、全国的四级人大代表们临时借用了一间民主党派活动室。尽管场地狭小，但各级人大代表全部到齐。

　　“人大代表接待日是自发的，最初，只想当好人民的代表，闭会期间找事情做，让选民找得到我们。”王晓瑜教授回忆创办的初衷。为让大家知道人大代表接待日，代表们在校园张贴通知。

　　“那年我49岁，是四级人大代表中最年轻的，由于电话没有普及，我就踩着自行车满校园地通知开会。”今年75岁的王晓瑜说。

　　20世纪80年代，要在偌大的大学校园组织一次这样的活动，没有电话、短信、网络，只能靠一辆自行车和一股热情。

　　“通知几个代表就要大半天，不过对于代表接待日，大家热情很高，每次都是全勤。代表中间有院长、有校长，大家非常看重人大代表的身份。有选民来，这里就是了解民情的窗口；没有选民来，代表之间就互通信息，交流看法。”

　　因此，每月的13日，就固定成为华中科技大学各级人大代表联合接待选民的“法定时间”，选民与代表当面沟通，交换意见。时间一长，其他片区的居民也赶来向代表反映问题。

　　如今，华中科技大学选区的人大代表接待日已历经26年，不但有了专门的标准化代表接待室，而且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接待制度。初步统计，参加过接待日的代表算下来已有近30位，其中，有连任4届的市代表喻俊芳，有后来的教育部部长周济，也有当时30多岁最年轻的教授代表刘英姿。

　　通过代表接待日这一途径，反映和解决的问题不计其数，有关系到几十万人饮水问题的“湖改江”工程，有校园周边社会治安环境的治理，还有浓烟滚滚的碳黑石厂的迁址……

　　送走老代表，迎来新代表，为民服务、给民代言的“接力棒”却一届届地传递了下来。

　　给代表的“家”

　　2003年，武汉市洪山区珞南街正式建立了全市第一家以街道为单位的“人大代表之家”。

　　从此，“人大代表之家”就成为珞南街辖区各级代表、选民互相之间交流的平台，开辟了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的一条重要渠道。

　　至今，3届近百位代表通过这一“平台”学会履职，掌握代表工作方法与履职路径。每逢换届，“人大代表之家”特邀优秀的老代表手把手地向新代表传授履职经验，讲述履职故事和要领，开展培训、咨询等，以增强代表履职的责任意识。

　　连任两届的区人大代表涂义斌现已被任命为湖北省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谈起从“新人”至今的履职经历，涂义斌感慨良多：“正是从‘家’出发，向‘家’学习，在‘家’成长，才一步步从陌生到熟悉人大工作，由‘外行’到‘专业’。”

　　为做好闭会期间履职的服务工作，多年来，“代表之家”坚持活动前三天发公告，活动中耐心接待、收集整理信息，活动后集中分类处理、形成代表建议、归档相关资料、及时反馈选民。

　　“‘人大代表之家’的生命力在于有效承接了市、区人大常委会与各级人大代表之间的结构断层。”曾任洪山区人大常委会代工委主任的刘长河坦言，平均每区有区人大代表200余名，市、省、全国人大代表60余名，而各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只有两三名工作人员，很难为300多名各级人大代表做好联系和服务工作。

　　2006年2月21日，武汉市委召开人大工作会议，要求在街道、乡镇建立完善基层人大工作机构。到2007年，武汉市13个区136个街道(农场)相继设立了街道人大工作机构，有效填补了市、区人大与代表之间的服务“盲区”。

　　此后，各区人大依托基层街道人大工委展开丰富多彩的代表活动，代表接待日、主任接待日、主题接待选民等一系列代表活动以不同形式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武汉市的各级人大代表找到了“家”的感觉，一批“老带新”的代表们成长起来，代表活动丰富起来，代表履职的热情也高涨起来。

　　167个人大代表工作室

　　2012年年初，在武汉市汉阳区江欣苑社区建立了江堤街区人大代表工作室，这是全市第一批人大代表工作室试点之一。

　　“一开始，我想不通。我是省、市、区三级人大代表，我来听民意就行了，办公用房这么紧张，为什么还非要拿出一间房，投入几万块钱建立标准化代表工作室？”江欣苑社区主任胡明荣坦言。

　　为此，汉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缪军专程前往“做工作”，“人大代表工作室进社区，一方面人大代表沉下来，深入了解社情民意，上达党委，以利民主决策；一方面选民的诉求有了合法的表达途径，可以缓解社会矛盾。”

　　经过一年多的运行，江堤街10余名区人大代表每月轮流接待一次选民，接待选民600余人次，通过代表建议，解决了居民提出的供水、巷道、路灯等民生问题。

　　“人大代表工作室的集体力量，分担了社区书记和主任的重担，解困的速度比个人的力量快多了。社区建立人大代表工作室的确很有必要！”胡明荣从中尝到了甜头。

　　2013年年初，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制发了《关于推进代表工作室建设建立健全代表接待群众制度的意见》，决定在武汉全市全面铺开建立标准化人大代表工作室的工作。

　　如今，167个人大代表工作室已覆盖到了武汉市各个街道乡镇，3700多位人大代表在这个共同的“舞台”上听民声、诉民情、解民忧。

　　除了对工作室的硬件要求之外，武汉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一系列制度规范了代表工作室的运作。设定了“六统一”“六公开”的“双六”标准，即标识、制度、代表身份展示、内部设置、档案规范、工作要求实行“六统一”,代表身份、工作单位、联系方式、联系群众对象、履职情况、群众评议实行“六公开”。

　　统一、公开旨在彻底改变选民“选了不认识代表”“代表当了没意识”的现象，促进代表心理回归、工作回归、职责回归。

　　为强化代表履职意识和责任，《人大代表履职手册》也应运而生。不仅收录了代表法等法律法规和履职必备知识，还要求代表将接待、走访选民的时间、地点、对象、内容，提出议案、建议的情况，跟踪督促办理选民反映问题等情况逐次、逐件填写，接受选民的检查和评议。

　　人大代表接待室的建立，让“游牧”代表回家，让“隐形”代表现身，让“失语”代表讲话，让“举手”代表管事，它已经成为了代表联系和服务选民的纽带。

　　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卢国祥表示：“人大代表工作室的设立，实现了闭会期间人大工作常态化、制度化，为代表履行代言人职责提供了平台。目前，武汉市人大代表联络机构从市到区，从街道到社区，形成了‘横到边、纵到底’的完整体系。”

　　从最初自发建立代表橱窗、代表接待日、代表之家，到市、区人大常委会组织设立人大街道工委，再到标准化人大代表工作室全覆盖，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一步步将代表工作通过制度化向内延伸，与时俱进地发挥各级代表作用，使代表工作不断焕发新的活力。(殷娜刘文杰——中国人大杂志 2014年第22期)